10月22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2024年前三季度的国际收支情况有关数据，并在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得益于货物贸易延续净流入，外资来华投资逐步向好等因素，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资金恢复净流入。
眼下，全球主要经济体面临着货币政策的调整，未来美联储降息节奏和路径仍然存在市场分歧，对于我国外汇市场的影响备受关注。
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副总监谢亚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四季度，我国存在跨境资金阶段性外流的压力，但着“924”“926”多项政策落地，显著改善了国内经济预期，更长时间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修复，人民币汇率将稳中有升，对于改善国际资本流动形势非常重要。
汇管信息科技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对第一财经记者称，从国际外汇市场的角度来看，美元指数当前仍处于相对高估的状态，未来将向均衡汇率区间回归，叠加我国经济基本面改善，人民币汇率未来将稳中走强。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红燕在发布会上表示，外汇管理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动向，不断地积累和总结应对经验，丰富政策工具箱，适时开展逆周期宏观审慎调节，切实维护外汇市场稳定运行。
跨境资金恢复净流入
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外汇收支状况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跨境资金恢复净流入。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按美元计价，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顺差28亿美元，其中一季度小幅顺差，二季度转向逆差，三季度恢复顺差。主要构成上，货物贸易延续净流入，外资来华投资逐步向好，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有序。
从银行结售汇数据来看，基本恢复平衡。前三季度，结售汇总体呈现逆差，主要是二季度逆差扩大；三季度重新回到均衡水平，其中9月份恢复顺差，结汇上升、售汇基本稳定。
谢亚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跨境资金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是中美利差的收窄，尤其是在今年三季度，美联储超预期降息50BP，并且有进一步降息预期的情况下，有一部分对利差比较敏感的跨境资金出现回流。另一方面，美联储降息后，美元指数回落，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使得一部分应收款项回流，对资金回流有贡献。
赵庆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三季度顺差扩大的主要原因，一是人民币汇率由之前的贬值转为升值，带动了企业结汇增加；二是境外金融机构对人民币债券的配置增加，以及9月末股票通项下境外资金流入增加等。
数据显示，近期，结汇率有序回升、售汇率稳中有降，企业结售汇意愿保持理性。前三季度，衡量结汇意愿的外汇收入结汇率为62.1%，衡量购汇意愿的外汇支出售汇率为68.9%。
与此同时，近一段时期，外资配置人民币资产总体呈现良好势头。截至目前，外资持有境内人民币债券的总量超过6400亿美元，处于历史高位。此外，受境内股市上涨带动，9月下旬以来，外资净购入境内股票总体增加，外资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意愿进一步增强。
与此同时，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截至9月末，外汇储备余额为33164亿美元，较2023年末增加了784亿美元。
人民币有望稳中有升
目前，我国的政策利率也在调降，以十年期国债利率为代表的市场利率进入波动期；进入第四季度，美联储降息放缓，美国国债利率水平有所回升，中美利差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对跨境资金流动的趋势有何影响？
“表面上看，影响跨境资金流动的因素是以中美十年期国债为代表的中美利差，以及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但背后反映的是中美经济基本面的差异。”谢亚轩对记者表示。
在他看来，第四季度，我国会存在跨境资金阶段性外流的压力，但同时，随着“924”、“926”多项政策落地，显著改善了国内经济预期，不论是国内的资产价格，还是未来经济进一步筑底的预期都有回升，这会对冲中美利差进一步走阔的影响。更长时间来看，随着中国经济基本面修复，人民币汇率将稳中有升，对于改善国际资本流动的形势非常重要。
“客观地说，随着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跨境资金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和带来的波动都是上升的，但决定汇率很大程度上还是经济基本面。基于对国内经济稳中向好的判断，以及美国进入降息周期的判断，美元指数长期回落将是一个趋势，人民币中期来看对美元稳中有升。”谢亚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从汇率变化来看，今年以来，境内人民币对美元的即期汇率（CNY）总体小幅贬值0.3%左右，人民币汇率在双向波动中保持基本稳定。
除了经济基本面的因素，赵庆明认为，从国际外汇市场的角度来看，美元指数当前在103、104，从过去20年的历史来看，仍然是处于相对高估的状态，未来将向均衡汇率区间回归，非美货币应该会有所走强。叠加我国经济基本面的改善，人民币汇率未来应该是稳中有所走强。
10月22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李红燕表示，人民币汇率主要是由市场决定，在市场化形成机制下，人民币有升有贬、双向波动是常态。
人民币外债、中长期外债占比提高
值得关注的一个数据是，上半年我国外债规模整体增长。截至6月末，外债余额为2.54万亿美元，较2023年末增加971亿美元，增幅为4%。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贾宁在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外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企业、银行等部门从境外融资形成的对外债务，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客观结果，与跨境贸易和投资发展直接相关。第二类是外资购买境内债券形成的对外债务，反映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近年来，随着人民币对外吸引力增强，第二类成为我国外债增长的主要渠道。
“随着企业的跨国经营日益增多，来自海外的订单项目明显增加，从项目和资金匹配的角度而言，境外融资的增加是必然的。”赵庆明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
“显然，债务不是越少越好，利用外资会给我国带来先进的市场、技术和经验。当然，也不是债务越多越好。”谢亚轩对记者表示，衡量外债的风险通常是将外债的规模和一系列标识实体经济情况的指标做对比，比如GDP以及外汇储备等。随着我国GDP每年要实现一定的增长，理论上外债规模也要保持一定的增长。但需要防范的是外债脱离经济基本面的快速增加，或者短期外债快速上升。
“外债风险是可控的。最主要的一个指标是，一年内到期的外债规模和外汇储备相比，远在安全线以内。”赵庆明对记者说。
贾宁表示，近年来，尽管面临美联储货币政策大放大收，外部金融条件松紧变化，但我国外债规模总体稳定，与国内生产总值比值在14%~16%区间小幅波动，企业跨境融资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次，负债率、偿债率、债务率、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等四个指标均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此外，我国外债结构持续优化，这体现在人民币外债、中长期外债占比显著提高，外债期限错配和币种错配风险可控，明显降低。
展望未来，我国外债有望保持平稳发展态势。随着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金融市场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资产配置功能持续显现，外资投资人民币债券将保持增长。同时，我国对外贸易投资潜力持续释放，叠加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降息推动外部融资成本回落，企业等部门借用外债需求将逐步回升。
